诸子学说在商业竞争中的体现（2/3）
令民与上同意也，故可以与之死，可以与之生，而不畏危。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。主孰有道？将孰有能？天地孰得？法令孰行？兵众孰强？士卒孰练？赏罚孰明？吾以此知胜负矣。兵者，诡道也。故兵闻拙速，未睹巧之久也。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。故杀敌者，怒也；取敌之利者，货也。是谓胜敌而益强。故兵贵胜，不贵久。是故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故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故知胜有五，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，识众寡之用者胜，上下同欲者胜，以虞待不虞者胜，将能而君不御者胜。知彼知己者，百战不殆。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乱生于治，怯生于勇，弱生于强。治乱，数也；勇怯，势也；强弱，形也。求之于势，不责于人，故能择人而任势。致人而不致于人。故形人而我无形。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军争之难者，以迂为直，以患为利。故迂其途，而诱之以利，后人发，先人至。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。围师必阙，穷寇勿迫。智者之虑，必杂于利害。无恃其不来，恃吾有以待也；无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可攻也。卒未亲附而罚之，则不服，不服则难用也；卒己亲附而罚不行，则不可用也。故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，是谓必取。令素行者，与众相得也。故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人是保，而利合于主，国之宝也。故曰：知彼知己，胜乃不殆；知天知地，胜乃不穷。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。故明君贤将，所以动而胜人，成功出于众者，先知也。先知者，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象于事，不可验于度，必取于人，知敌之情者也。故三军之事，莫亲于间，赏莫厚于间，事莫密于间。非圣智不能用间，非仁义不能使间，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。等等。
对于“商家”而言，其学说虽不自成一体，但也不乏其精髓者。货殖列传中有记载：
计然曰：知斗则修备，时用则知物，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。故岁在金，穰；水，毁；木，饥；火，旱。旱则资舟，水则资车，物之理也。六岁穰，六岁旱，十二岁一饥。夫粜，二十病农，九十病末。末病则财不出，农病则草不辟矣。上不过八十，下不减三十，则农末俱利，平粜齐物，关市不乏，治国之道也。积著（贮）之理，务完物，无息币。以物相贸易，**而食之货勿留，无敢居贵。论其有余不足，则知贵贱。贵上极则反贱，贱下极则反贵。贵出如粪土，贱取如珠玉。财币欲其行如流水。
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，诸侯四通，货物所交易也。乃治产积居，与时逐而不责于人。故善治生者，能择人而任时。
周人白圭乐观时变，故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。能薄饮食，忍嗜欲，节衣服，与用事僮仆同苦乐，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。故曰：“吾治生产，犹伊尹、吕尚之谋，孙吴用兵，商鞅行法是也。是故，其智不足与权变，勇不足以决断，仁不能以取予，强不能有所守，虽欲学吾术，终不告之矣。”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。
这些言辞理论与评论可谓是“商家”的集大成者，堪当经典。但古往今来的商家之大家者更多的是，博采众长，参透于各家的精髓，学以致用，理论联系实际，将各家的精髓活学活用地应用到现实生活当中，乃至成就为一个个的大商巨贾。就象现今世人所说的“儒商”，就是这种情况。
诸子学说，虽说各成一派，但相同点比比皆是。比如说：对于“仁”的这个观点，各学派均有见述，儒家自不必说了，这是他们提出来的系统观点；道家中也是唯恐叙述不明，诸如“上善若水”的“仁义”思想贯穿于全篇；而兵家那也是开篇便提倡“将者，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也”，表明了“仁”的地位；“商家”是博采众长者，是谓真正的杂家，比吕不韦还“理不违”，这种关乎全局的中心思想怎可轻易放弃。还有那个“未雨绸缪”，儒家说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，又说“人而无远虑，必有近忧”，等等，这自然是“未雨绸缪”了，并且孟子老先生还对“未雨绸缪”作出了精确的解释，“迨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绸缪牖户。”也说出了这个词语的出处，取自于；道家则以实际行动告诉人们这“未雨绸缪”该怎样开展，“将欲歙之，必固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；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。”另外，道家还告诉人们是否做到“未雨绸缪”的后果，说“是故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”，又说“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”；而兵家的“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”与“知彼知己者，百战不殆”的观点可谓是“未雨绸缪”的经典了；“商家”也有，比如“旱则资舟，水则资车”，能说这不是“未雨绸缪”吗？凡此种种，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。
诸子百家学说，并不就只是著作者这几许人才想到和感悟到的，科学地讲，应该是著作者“踩在巨人的肩膀上”得出来的感悟。中华五千年，这只是文明史，人类的历史肯定不是就这五千年了，智慧肯定也不是就从这五千年前开始。我们的祖先可能在先于“炎黄”之前就有了各种智慧，各种理论，各种思想了。到了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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